南博，邱琡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台北縣：立緖文化，2003。
南博〈前言 愛好自我定義的民族〉
P.21
這是一本嘗試客觀整理日本人論系譜的專書，從明治到現代，也可說是日本人自我意識的近代史。日本人論當然也和日本文化論及日本論相重疊，本書以「國民性」（民族性）為焦點，外國人所寫的日本人論也以譯成日文，並帶來重大影響的書籍為限。
〈緒論 何謂國民性〉
P.3
本書是解說日本人論，也就是日本國民性論的專書，首先，必須定義何謂國民性。所謂「國民性」是指以日語做為共通語言，屬於日本這個國家大部份國民共有的意識及行動特質。
溯及近代（近世之後的時代或封建社會之後的資本主義社會，通常是指幕藩體制結束後明治維新到太平洋戰爭敗戰為止的期間）
P.9
明治維新使日本國民性產生根本的變化，直到戰後的現在仍持續著，這就是溯及近代的日本人論。
帶給近代日本國民性最大變革的是絕對主義天皇制的確立，以及由此產生的天皇崇拜。明治政府為了建立新的近代國家，首要課題就是強迫國民服從立憲君主制底下「現人神」的天皇。……
為了建立近代國家，和天皇制並行的是政府強力推行的「文明開化」與「富國強兵」這兩大政策。這兩大政策讓國民性產生雙重意識：一、為了迎頭趕上歐美，日本人產生西方崇拜的近代化情結；二、天皇崇拜中封建身分意識的抬頭。這裡的西方崇拜，造就了日本的另一種優越意識，即對於中國等東方各國的優越感。
〈整合性的日本人論之開展〉
P.114
佐野學在〈從上代日本人到現代日本人〉一文中，先從國民性的定義開始說起。他認為國民性是一個複合的觀念，至少包括兩個部份：一是國民心理，一是民族心理。國民心理是指在國家這種的政治組織中，發酵出來的集體心理現象；民族心理是國家成立之前民族養成的內在性格。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社會的。
〈日本文化與日本人〉
P.127
「文化」是指生活型態，像最基本使用的國語、日常生活方式、獨特的思考風格等，都能反映出國民性的文化問題。
〈法西斯主義的日本人論〉
P.198
一九三一年中日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十五年期間，關於日本人美學意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傳統藝術論述，追求純粹特殊的日本美；二是將日本人的美學意識與戰爭相結合，當作日本精神之美，並予以讚揚。
〈《菊花與劍》及其批判〉
P.215
當日本從戰敗的混亂逐漸邁向精神安定之時，出現了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這是史上第一本外國人寫的日本人論，也可說是一本整合性的日本人論。受到這本書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後來也產生各式各樣的日本人論。《菊花與劍：日本的民族文化模式》（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1946）擁有廣大的讀者，基本上，它是文化人類學家潘乃德以「文化模式」理論寫成。這裡的「文化」即美國文化人類學所說的生活方式，在探討「日本文化」時就是日本人的生活行動。潘乃德將日本文化定義為「恥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並對於義理、義務、恩惠等概念進行考察，這些成果帶給後來的日本人論極大的啟示。
p.215-216
潘乃德指出日本人社會行動的兩點特徵：第一、明治政府由上而下制定規範，造成人民安於「各得其所」、「適當位置」的行動模式。第二、義務的體系，人在被動承受義務的同時也產生了恩惠，如皇恩、親恩、師恩等。報恩就是一種反向義務，又可分成狹義的義務和義理兩種。義務是指努力回報也回報不玩的無限義務，忠孝正是典型的義務，工作任務也算是義務。義理則是回報與所受恩惠等量的部份，是一種時間上有所限制的一種義務。義理又可分成兩種：一種是對於人世間的，一種是對於名分的。前者主要是對君王和近親的義理，後者則包括報復、不承認失敗和無知、遵守禮節等各種義務。對潘乃德而言，日本和美國最大的不同在於皇恩回報這件事上。
和義理相對照的是人情，日本人追求並尊重肉體的快樂，像是洗澡、睡眠、吃飯等。
美國等西方社會講求「罪的文化」，是指訂定絕對的道德基準，如果違反就會被定罪，同時，罪也可以透過懺悔或贖罪來減輕，但必須從內心自覺的善行才算。「恥的文化」是指表白自己的過錯反而招來恥笑，在恥的文化裡會時時在意他人的評價，以他人的判斷來訂定自己的行事準則。
P.216-217
……這本書也引發很多爭議：第一、潘乃德不懂日文，對日本史也欠缺正確的知識和了解，造成許多資料分析上的錯誤。第二，她忽略歷史背景的探討，把過去和現在混為一談，認為這些就是日本國民性的一般特質。第三、她從一般觀點建構「平均的日本人」，忽略了年齡、階層、職業的區別。正如潘乃德自己所承認，這是一九四四年二次大戰末期的短時間內，美國政府委託她做的研究，日後美軍占領時期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一本具有政治企圖的專書。
P.217
南博在〈社會心理學的立場〉中指出潘乃德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潘乃德使用的資料以明治中期以後的文獻為主，她訪談美國的日僑大多生於明治時代，頂多接觸到大正初期的純粹日本文化。南博批評潘乃德用抽象的類型思考「整體的日本人」，只流於觀念論，並非實證的研究方法。
〈日本人論的發展與分類〉
P.302
社會人類學家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態史觀》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近代文明和西方的近代文明處於平行進化的狀態，換言之，日本未必以歐化為目標，因為西歐各國和日本在許多條件上類似，得以出現平行發展的關係。(被破壞與征服的歷史，藉由共同體外部的力量來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