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章節:

一、從魯迅榮獲百年小說冠軍談起:世界性的魯迅神話

二、領導左翼聯盟之後:魯迅打著左派與革命的旗幟登陸新馬

三、記念魯迅逝世活動:魯迅神話在新馬的誕生

四、戰後的魯迅: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戰鬥精神

五、魯迅從反殖民英雄變成殖民霸權文化

六、魯迅的經典傳統:文學品味與價值的試金石

七、受困於模仿與學習的後殖民文本

八、「個個是魯迅」與「死抱了魯迅不放」到學術研究

 

    閱讀心得

    魯迅在台灣一路從日治時期二○年代的《台灣民報》,至戰後初期《台灣文化》上的傳播形象,其間的變化不可謂之為小。魯迅嘲諷式的文學描繪筆觸,帶動了台灣新文學一連串揭露殖民黑暗、民眾啟蒙的作品產生,引入寫實主義的培養肥料。三○年代更讓台灣文學界打破政治相異立場的藩籬,同聲對魯迅逝世發出哀惜之聲,此時台灣知識界對魯迅的認識,已深刻寓有啟蒙意識。戰後許壽裳在右翼的聲浪中傳播魯迅,在幾近完美的文字隨筆裡,我們看到一個在生活中綻放熱情且不斷前進的作家身影。戰後的魯迅印象的確在沉寂的台灣留下一片行動光彩。至此,台灣文史發展過程中,魯迅給予的似乎皆偏向正面的,然而王潤華〈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此篇論文中,詳論了魯迅在馬華一帶所產生的文本效應,挖掘中國文化的魯迅傳播轉變為另相的殖民霸權文化,此點對於現階段的魯迅研究而言是相當新穎的。


    其實新馬地區新文學的源起,也與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密切相關的。王潤華教授以魯迅獲得《二十世界中文小說一百強》談起,對於歷經數十年的文學風潮載浮,魯迅三、四十年代寫實的作品仍為二十世紀文學的主導力量此一情況發出疑問。因此,王教授往前追溯魯迅當初時是如何登陸新馬的,論文中可大致分為三期。第一期應在二次大戰後新馬獨立之初,魯迅之於新馬的作用,在共產黨宣傳下就如同賴和之於台灣的象徵力量,是民族力圖抵抗殖民文化的文化資產。第二期為二○年代末,此時新馬文學界對魯迅的評價是甚感失望的,其中的原因就在於五四新文學傳統在當時是遭到否定的,新馬需要更為激進的文學革命力量,魯迅被視為「博物院的陳列品」(悠悠〈關於文藝的方向〉,《星洲日報》,1930/03/19)。第三期是三○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爲統一對國民黨的文化戰線,1930年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魯迅的地位也被提升至反資產、左派,屬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作家。從三期之間的魯迅文學地位變化,可以顯見文化人的非文學性宣傳,對新馬文壇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


    魯迅逝世在馬來西亞共產黨推波助瀾下造成其文學神話的新高峰,往後至戰後的魯迅,已跳脫文章字面上的空間,轉成為「街頭」的魯迅,此時的魯迅極富有政治色彩,恰與當時的台灣(國民政府)魯迅觀形成相當大的反差,這差異仍與政治力的影響脫離不了關係。然而論文中值得思考的是,魯迅在新馬的印象是如何從反殖民的英雄變形為殖民霸權文化?王潤華於此試以「後殖民」的觀點切入,他提出「當我們討論後殖民文學時……較少思考同族、同文化、同語言的移民者殖民地(61)這種文化霸權的生產,正印證在新馬的魯迅傳播上,魯迅透過新馬作家、文化人加持,逐漸形構出宗教性的崇高信仰地位,並具有入侵與移民殖民地的後殖民文學特性。為了與歐洲文化中心抗衡,魯迅化身為中國中心思想與民族主義的象徵,超越不同國家的界線,在同時成為新馬文學中的另相殖民文化。凡事思考文學價值,總要與魯迅典範相為評比,具有「魯迅風」的文學作品才能得到學界肯定。這樣的模式讓其後的文學生產陷入向魯迅模仿與學習思考,這所謂的魯迅文學中心論阻礙新馬作家尋找新題材,進而控制整個文學生產。


    王潤華對於形構馬華文文學經典的期待,是希望於破除權威和挪用中再轉化中國文學經典(如:魯迅)對新華文學生產的制約。而對魯迅詮釋的特別之處是王潤華意識到文學生產、中國性與本土性之間的關係。論文末幾段不斷提及以邊緣書寫位置消解中心的作法,呈現出新一代新馬作家進行中的文學調整路線──書寫在地生活。這作法絕非否決魯迅價值,而是嘗試尋找或重建本土文化特色,融合修正後的中國文化經驗,表達出新馬新的生活經驗與情感。回到源頭,王潤華提出一個新馬後殖民文學的演變模式,換一角度將此觀點置諸於亦深受魯迅影響的台灣新文學上,是否也能令我們看到新的台灣文學主體性呢?從台灣寫實主義手法上的討論,是否又看到了另一個魯迅神話?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索的。

 

資料來源:

《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臺北市:文史哲,2001

Pics from:

http://addons.books.com.tw/G/CN1/7/CN10071567.jpg 魯迅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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