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壽裳生卒年為一八八三至一九四八年,紹興人。曾任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北京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成都華西大學、西北聯大等校教授。許壽裳早年留學日本進修教育領域,因而結識魯迅、陳儀。許壽裳精通日文又有教育學識的專業背景,因此當陳儀至台擔任行政長官時,便邀請許壽裳來台擔任國立編譯館館長,推廣中華文化的工作。在台期間許壽裳致力學術研究及中華文化推廣,以魯迅作為新五四精神的指標,對台灣進行去日本殖民化的再教育。《許壽裳日記》之記載從
1940811948218,皆在魯迅逝世之後。但是這八年的日記中,縱使魯迅已不在世上許壽裳依然在日記提及,視日記後「人名表」統計筆數達47筆看來,許壽裳之於魯迅的感情是多麼深刻、密切。

  日記中第一次記到魯迅是在19401019,這天剛好是魯迅逝世四周年,19日前後幾天許壽裳身體不適,身心狀態也異常狼狽。因此他懷念起魯迅又是一番感慨:「追念故人,彌深愴慟,其學問文章,氣節德行,吾無間然。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並世亦無第二人……(38)病痛時常會想起生命中某個人對自己的重要性,患病所產生的依賴心理展現在許壽裳對魯迅懷念的文字中。但故人已不在,內心尋求支撐的想望也被打破。人生最怕病來磨,人在身體不適時更可能會感到生命灰暗,這樣的心情似乎隨著許壽裳憶起魯迅逝世周年而更加沉重了,想必病人許壽裳的心情也會更加地不安與孤寂。《許壽裳日記》除了記日常瑣事之外,亦雜有許壽裳閒空讀書的感想文字。其中194245讀郁達夫〈懷魯迅〉,許壽裳便摘錄文章中一段:「文中有云:『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97)許壽裳很贊同郁達夫〈懷魯迅〉的看法,魯迅的逝世其影響並不僅於中國之內,更跨及到其他地區的人們對中國的看法。因為魯迅的死,顯示出中國不珍惜愛戴偉大人物的奴隸性格;但也正是魯迅之死,打醒了一群沉睡中的人們。這樣看來魯迅的死正建立在中國落後的悲哀上而不得不死。這顯見出許壽裳對於魯迅逝世的想法是雙向性思考,立基於近代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上。

        魯迅在許壽裳心目中的印象是鮮活的,不斷前進的樣態。這樣的印象也呈現在他對魯迅臨摹畫像的批評上,在1943920的日記中:「以其子叔所畫魯迅小像囑題,其畫據云係據民廿二魯迅在孫夫人宅與蕭伯納會晤時攝景而作,原片本有傲視一世之概,此則變為平凡,且雙睛密邇,亦未得其神似。(136)許壽裳對於這幅魯迅畫像顯然不太滿意,畫作所臨摹的照片上的魯迅是傲然不羈,但經過臨摹後反而變得平凡。魯迅其論述態度的嚴謹,批派性強烈的個人風範怎會變得雙睛密邇不清之態,莫怪乎許壽裳評之「未得其神似」了。

        無論從民族、歷史、文學上,魯迅都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惜戰後在政治力量的牽制下,魯迅思想的傳播轉入地下,並未顯示在社會大眾眼前。緣此,對於魯迅,我們必須採取抽離政治的態度閱讀。日記有它特殊的書寫性質,其私密性與真實性更加幫助我們對於一個作家人格的建構,呈現出的效果是更為入裡的。因此,筆者閱讀了《許壽裳日記》對魯迅的回憶及紀念文字後,便發現到魯迅之於許氏意義上的多重性:在交誼上,魯迅是唯一懂他的人;在國族上,魯迅之死代表了中國根深蒂固的奴化國民性;在思想精神上,魯迅是不斷前進的青年導師。以上的魯迅意義都呈現在《許壽裳日記》的文字記載當中,配合許壽裳其他關於魯迅的篇章《魯迅的思想和生活》及《憶亡友魯迅》閱讀,可更為完整知曉許壽裳對魯迅的觀感,及魯迅自身形象的建築。

 
參考資料:
《許壽裳日記》,黃英哲、北岡正子、秦賢次等合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3

 

Pics from http://cyc6.cycnet.com/minzu/image/015lx.jpg 1909年日本東京魯迅與許壽裳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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