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壽裳生卒年為一八八三至一九四八年，紹興人。曾任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北京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成都華西大學、西北聯大等校教授。許壽裳早年留學日本進修教育領域，因而結識魯迅、陳儀。許壽裳精通日文又有教育學識的專業背景，因此當陳儀至台擔任行政長官時，便邀請許壽裳來台擔任國立編譯館館長，推廣中華文化的工作。在台期間許壽裳致力學術研究及中華文化推廣，以魯迅作為新五四精神的指標，對台灣進行去日本殖民化的再教育。《許壽裳日記》之記載從1940年8月1日到1948年2月18日，皆在魯迅逝世之後。但是這八年的日記中，縱使魯迅已不在世上許壽裳依然在日記提及，視日記後「人名表」統計筆數達47筆看來，許壽裳之於魯迅的感情是多麼深刻、密切。
日記中第一次記到魯迅是在1940年10月19日，這天剛好是魯迅逝世四周年，19日前後幾天許壽裳身體不適，身心狀態也異常狼狽。因此他懷念起魯迅又是一番感慨：「追念故人，彌深愴慟，其學問文章，氣節德行，吾無間然。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並世亦無第二人……」(頁38)病痛時常會想起生命中某個人對自己的重要性，患病所產生的依賴心理展現在許壽裳對魯迅懷念的文字中。但故人已不在，內心尋求支撐的想望也被打破。人生最怕病來磨，人在身體不適時更可能會感到生命灰暗，這樣的心情似乎隨著許壽裳憶起魯迅逝世周年而更加沉重了，想必病人許壽裳的心情也會更加地不安與孤寂。《許壽裳日記》除了記日常瑣事之外，亦雜有許壽裳閒空讀書的感想文字。其中1942年4月5日讀郁達夫〈懷魯迅〉，許壽裳便摘錄文章中一段：「文中有云：『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頁97)許壽裳很贊同郁達夫〈懷魯迅〉的看法，魯迅的逝世其影響並不僅於中國之內，更跨及到其他地區的人們對中國的看法。因為魯迅的死，顯示出中國不珍惜愛戴偉大人物的奴隸性格；但也正是魯迅之死，打醒了一群沉睡中的人們。這樣看來魯迅的死正建立在中國落後的悲哀上而不得不死。這顯見出許壽裳對於魯迅逝世的想法是雙向性思考，立基於近代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上。
魯迅在許壽裳心目中的印象是鮮活的，不斷前進的樣態。這樣的印象也呈現在他對魯迅臨摹畫像的批評上，在1943年9月20日的日記中：「以其子叔所畫魯迅小像囑題，其畫據云係據民廿二魯迅在孫夫人宅與蕭伯納會晤時攝景而作，原片本有傲視一世之概，此則變為平凡，且雙睛密邇，亦未得其神似。」(頁136)許壽裳對於這幅魯迅畫像顯然不太滿意，畫作所臨摹的照片上的魯迅是傲然不羈，但經過臨摹後反而變得平凡。魯迅其論述態度的嚴謹，批派性強烈的個人風範怎會變得雙睛密邇不清之態，莫怪乎許壽裳評之「未得其神似」了。
無論從民族、歷史、文學上，魯迅都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惜戰後在政治力量的牽制下，魯迅思想的傳播轉入地下，並未顯示在社會大眾眼前。緣此，對於魯迅，我們必須採取抽離政治的態度閱讀。日記有它特殊的書寫性質，其私密性與真實性更加幫助我們對於一個作家人格的建構，呈現出的效果是更為入裡的。因此，筆者閱讀了《許壽裳日記》對魯迅的回憶及紀念文字後，便發現到魯迅之於許氏意義上的多重性：在交誼上，魯迅是唯一懂他的人；在國族上，魯迅之死代表了中國根深蒂固的奴化國民性；在思想精神上，魯迅是不斷前進的青年導師。以上的魯迅意義都呈現在《許壽裳日記》的文字記載當中，配合許壽裳其他關於魯迅的篇章《魯迅的思想和生活》及《憶亡友魯迅》閱讀，可更為完整知曉許壽裳對魯迅的觀感，及魯迅自身形象的建築。
參考資料：
《許壽裳日記》，黃英哲、北岡正子、秦賢次等合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3。
Pics from： http://cyc6.cycnet.com/minzu/image/015lx.jpg 1909年日本東京魯迅與許壽裳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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