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微步跨越──讀《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This Page Cannot be found.

【目錄】
代序：若林正丈∕時間的縱貫性、地理的橫貫性
導論──越境的台灣人
第一部 殖民解放與祖國意識
一、台灣殖民解放運動的先鋒──謝南光
二、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與政治抉擇
第二部 近代媒體與大眾社會
三、日治時期台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
四、戰爭時期台灣傳播媒體之語言問題
五、二二八事件中媒體工作者之角色與責任
六、戰後初期台灣的印刷媒體與歷史記憶
第三部 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
七、「國語」轉換過程中台灣人族群特質之政治化
八、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日本觀
九、戰後台灣抗日運動史之建構──以羅福星之革命事蹟為中心
總結──語言、媒體與台灣人意識

台灣島的歷史發展不論在時間或空間而言，都跨越了國與國之間的境線。何義麟《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所探討的便是立基於這樣的認知上，從第一部的「殖民解放與祖國意識」、第二部「近代媒體與大眾社會」至第三部「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接連探討歷史流中時間、空間與精神等三個層次問題，拉出多重越境的台灣歷史空間。副標「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由第一部〈台灣殖民解放運動的先鋒──謝南光〉開展出來，作者為台灣歷史人物再次定位，謝南光正是何義麟歷史手術台上的一把刀，讓讀者透過作者對人物生平事蹟的解剖考究，更對戰後台灣社會身體之變化多所了解。

第二部「近代媒體與大眾社會」作者眼光獨到地以「傳播媒體」作為戰後台灣意識論述的切入點，對於一九四五年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景況有相當程度的剖析，欲釐清台灣國家認同分歧的緣由。於此就已看出作者何義麟試圖陳述近代台灣去殖民化歷程的企圖，惋惜的是第二部雖以戰後新出土的雜誌出版品史料為研究對象，但侷限於作者現有研究材料因而其說明文字僅淺嘗即止，大多仍著力在當時台灣的整體社會氛圍，前行研究者也多有相關論述。不過不可忽視的是何義麟嘗試匯整史料提出新的問題意識，梳理了戰前至戰後混沌的媒體歷史脈絡。以下提出幾點獨特之論述：眾所皆知現行研究者多提出日治時期臺灣漢文欄廢止一事，然而作者更注意到當時台灣收音機廣播的語言變化，以及戰爭時期出版語的矛盾：「戰爭時期日文成為強勢出版語的地位雖確立，但北京話的實用性也高於戰爭爆發之前……口語的北京話在台灣社會也逐漸受到重視。台灣總督府應該也是從這種實用性的角度來判斷……戰爭時期台灣出現的北京話學習熱潮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頁134~135)以上引文中對於「北京話」仍有許多保留的論述空間，究竟在媒體語言重層化的台灣，北京話到底扮演如何的角色呢？日語之外其他語言的發展是否意味台灣本土的聲音悄然成型？又收音機形塑聽眾一種共時性的體驗，儘管台灣人無法掌控無線電廣播的運作，但收音機的聽眾又是如何應用收音機的功用呢？書中何義麟提出戰爭宣傳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有受訪者提出讓我完全沒有預想到的利用方法。例如…買來收音機最主要的目的是收聽股市行情。」(頁115)雖然日治時期有能力購買股票的人是為少數，但是這樣的運用方式，正顯示傳播媒體的普及對台灣社會所影響的層面是多元的，並非單一管道。

第三部討論戰後台灣族群特質政治化問題時，何義麟提出一組相異的分析概念：表徵主義(expressivism)與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前者認為「族群特質政治化」是族群追求自我的存在感；後者則認為這是族群間爭奪資源分配所產生的。對於後者的概念，何義麟就1950年代的國際情勢觀察立場則持相同意見。他認為1950年代後台日兩方經貿關係日漸密切，正關係著台灣內部族群問題的消長：「透過日文能力吸收資訊，是一種個人爭取政經資源的手段。因此，從發行日文報紙到管制日文資訊，不僅是社會控制的問題，其背後也潛藏著族群間資源競爭的問題。」(頁212)由此推論，戰後國民政府禁制日文報紙並非僅止於表面語言具有民族性的象徵意義，更是一股對台灣族群的政經壓制力量。閱讀至此，自己也不禁恍然大悟，先行者討論往往將語言與民族意識做連結，因此多所爭議，不過只要換到此實質面上解析，便可加強戰後國民政府對於禁制日文的無理性，就台灣人整體而言日文成為被剝奪權力的最佳擋箭牌。因此從日治時期皇民化脈絡，到戰後台灣當局所提倡的「祖國化」政策，說到底也是與台灣人本身去殖民化歷程相抵抗的。另外，何義麟舉出一個有趣的議題：親日。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讓台灣社會緘默，部分人開始回味日本殖民時期：「於今日之安定，對照當日之安定，會感想，會回味，固然人情之常，不過回味只在好處，不在壞處，只想甜頭，不想苦頭。」(民權通訊社記者顏澤〈看今日台灣──到處是可怕的緘默〉新聞稿，頁250) 二二八後政府處理不當，推託於台灣人奴化的說法等等，激怒了台灣內部的情緒，戰後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一代便以「親日」維護自我尊嚴。這種荒謬的狀況解嚴後越趨發酵，於此扭曲的歷史觀中，何義麟認為台灣須正視世代間歷史意識斷裂的問題並加以檢討，如此才能恢復台灣的主體自信，而非一昧追求他者，陷入錯誤的族群情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