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am not a fighter , but only a writer－This Page Cannot be found.

上學期的台灣魯迅學期末報告，我很早就打算要寫郁達夫在台灣的文化傳播，沒想到投稿竟然得了文學院的學術研究論文前三名，令我感到非常意外，也讓我對於未來碩士論文的發展有了一點轉變，在這邊先PO上我覺得最為滿意的一章。

第四章、有情的寫實：I am not a fighter , but only a writer.

記憶與感受之間的差別使現實為之浮現，現實感最終離不開對差異的把握與表現。現實之所以被視為現實，正因為現實所指涉的是超出主觀想望的外在性，因此郁達夫通過參照比較來確立外在事物相對於內在想像或記憶的先在性和客觀性，而將日常的狀態或者關係陌生化是其基本的表現與意識。縱使郁達夫早期在中國現代新文學的自傳式書寫，當中所流露的情慾和種種違拗社會道德觀的行為，可能會令人對他的角色產生許多質疑。不過對於民族運動，郁達夫〈懷魯迅〉一文可說是談得非常透徹的：「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1]透過魯迅的逝世郁達夫發想其影響並不僅於中國之內，更跨及到其他地區的人們對中國的看法。因為魯迅的死，顯示出中國不珍惜愛戴偉大人物的奴隸性格；但也正是魯迅之死，敲醒了一群沉睡中的人們。這樣推想下來魯迅的死正是建立於中國落後的悲哀上而不得不死。這顯見出郁達夫對於魯迅逝世的思考是立基於近代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必然歷史進程上。綜上看來，自然我們對郁達夫的看法也不能限於其情慾書寫所呈現的部份。觀察黃得時〈郁達夫先生評傳(二)〉中一段文字：

由來郁先生是個浪漫性很濃厚，個性很鮮明的人，雖然如後文所說，也曾到廣州去參加革命，或與日本的無產文壇提攜，或立在國際聯合戰線提倡農民文學……至於郁先生自身，是一個憂鬱者、頹廢者。可是在畢業東京帝大的直前，他也不得不振作了。[2]

從黃得時的文章敘述可見出郁達夫為新文學發展和民族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致其生命中自身的理想與現實社會不斷衝突。因此早期作品反映了留日學生身在異鄉的生活、回國後所遭到的社會歧視，以及個人身心備受折磨的境遇等等，深刻描寫了當時青年於黑暗現實中無所出路的苦悶心理。郁達夫的創作雖然充滿感傷情調和詭辯的心理描寫，但總的說來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時代色彩，反映了一定的歷史真實，視郁達夫的短篇小說《沉淪》的末尾幾句：

他覺得四邊的景物，都模糊起來。把眼淚揩了一下，立住了腳，長嘆了一聲，他便斷斷續續的說：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

「你還有許多兒女那裡受害呢！」[3]

這裡揭示了小說的中心意旨，表達盼望祖國早日富強起來的熱切心願。透過肉體的經驗使青年的精神覺醒，也因為遭遇家國命運的苦痛，使之在思想上成長，這種「成長」模式，在二、三○年代小說中可說是屢見不鮮，[4]也可想見當時臺灣的知識分子像是黃得時、尚未央、郭水潭等人對郁達夫之所敬重的原因了。《沉淪》表現了受壓迫的留日學生的憂鬱，瑣碎的細節與日常描寫，聚集了許多情感和意味的情緒，呈現郁達夫對週遭事物的關切與細膩，卻也導致感情缺少自我約束的過分表露。「零餘者」那種「生則於世無補，死亦於人無損」的感慨於焉產生。之後還有《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帶著敏銳、時代性的主體感受作品，對社會時下怪現象多有所諷刺，如〈蔦蘿行〉中所言：「留學的時候，多謝我們孱弱無能的政府，和沒有進步的同胞，像我這樣個一個生則於世無補，死亦於人無損的零餘者，也考得了一個官費生的資格。」[5]郁氏側重由主觀內心世界出發，表現自我對社會的觀察寫實，全然傾訴對舊社會的反抗情緒以及知識分子的苦悶心理，充滿自我暴露的寫實手法和社會色彩。表現出五四以來一個不平常的時代作家鮮明的創作和藝術風采，也道出當時兩地中、臺知識分子共同的時代經驗。

郁達夫的人生旅途充滿著矛盾與選擇，當我們通過文字接近他的靈魂時，也看到當中所包含的一種不滿，一種疾呼的慾望。郁達夫的書寫不在驅使我們觀察周遭的人事物，而是來自他所激發的現實意識，涉及改革的衝動及其信念。一個為精神與思想的死亡而痛苦的人，正表明他的精神與思想尚未麻木，不抗爭便意識不到痛苦。因而郁達夫生活和創作都因此包含著深刻的矛盾，反映了中國革命複雜且曲折的歷史條件下，一個知識分子艱苦的思想歷程，並反映了一代知識分子普遍的苦悶心理和關於人性解放的強烈呼聲。郁達夫呼喊出知識青年共有的內心要求，進而控訴了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受封建勢力壓抑的社會景況，引起當時許多知識青年的共鳴。郭沫若〈論郁達夫〉：

他的作品中透露出一種真摯，似乎還有一個及其虛弱的聲音在向你求救，那是靈魂的無奈在低吟淺唱。在他優美而極富纔情的文字背後，是一種不加修飾的原始美。有人批評他用語有時未免繁瑣和重復，其實這是他內心袒露所必需的一種表達。與那些刻意追求謀篇布局的人相比，他的作品是一幢殘缺而唯美的建築。[6]

在坦率暴露自我心理的書寫要點上，郁達夫顯然一方面以抒情體現了其與家國的沉重聯繫，一方面又釋出對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五四前後在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兩種文學思潮競相進入中國的時期，浪漫氣質的零餘者－－郁達夫，未受寫實主義所限，繼能發展出自己的書寫路線，就如黃得時所言：「他始終站在浪漫主義者的立場。對於自己，非常忠實，始終解剖自己，暴露自己，詛咒自己，甚至討厭自己，但是對於人生生活，卻感覺非常嚴肅尤其是對於全人類，永遠表示熱烈的愛慕。」[7]可見郁氏不論對於自己還是全人類都持熱烈的情緒看待，並加以忠實書寫，因而郁達夫的作品便含有浪漫和寫實的雙重成分，使他無法避免站在二者的灰色地帶。郁氏自述：「至於寫作的技巧，我一向就贊成新寫實主義的手法的；再詳細一點的說，就是有情寫實的那一種手法。」[8]郁達夫認為冷冰冰地描寫現實以及空泛的概念陳述，都並非是人所最需要的，他所注重的是要將熱度注入現實中的所謂"有情寫實”。這樣的文學觀使他在文學的傳承上成為寫實主義過渡到現代主義的一座重要橋樑，並開啟以後「內視小說」的書寫先河。[9]

文藝既然是受社會、環境、人等影響，則文藝作品中應當有強烈的地方色彩，以及明顯的社會投影。郁達夫作品中所展示的自我實踐，總之還是在於寫作，從前郁達夫在上海曾對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說過：「I am not a fighter , but only a writer.」[10]這是身感於弱國子民在異國他鄉種種壓抑下的綜合反應，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用心思作文章。「小說中所記的事情，都可以說是歷史。或者是國家的歷史，或者是民族的歷史，或者是個人的歷史……原來小說的內容，不外乎人生的紀錄。小說家的認識人生，第一是由於他自己的生活體驗，第二須靠著他人的生活紀錄的。」[11]其獨具風格的現實主義的筆法在將眼前的現實對象化的同時，現實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壓縮成被動的，這樣看來”我”竟也成為圍困自我的最後一堵牆，可想見郁達夫之所以走上沉悶孤獨之途的原因。除卻郁達夫自我情感上的受挫鬱悶，他確實懂得藉由文學作品傳達現代生存意義的敘事與意念，所以顯得與眾不同。在重新發現生存方式的現實書寫道路中，也就是郁達夫尋找內在家國的脈落，而其作家的文化活力也在這層面中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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