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就藤井省三:〈芥川龍之介的北京體驗--短篇小說《湖南的扇》和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此篇提出摘要並於文中加入一些後設想法,提供大家參考。

一、”自由撰稿人”芥川的中國旅行

    芥川是在1921年6月13日前後,受《大阪每日新聞》社的派遣遊歷了中國的上海、杭州、廬山、漢口、長沙、洛陽等地並進行勘查訪問。而芥川於上海也會見了章炳麟和鄭孝胥,並詢問了關於中國革命的發展形式,可見芥川自身對於中國政治方面的關心。《〈支那遊記〉自序》(1925年10月)寫著:「我的作為自由撰稿人的才能像閃電般似的--至少是像戲劇般似的在開放著是確實的事。」不過芥川也曾被批評他的《支那遊記》只是將殘存的支那風俗與自己對中國的印象加以重疊書寫。然而90年代關口安義《特派員芥川龍之介》一書卻一反前言,推崇《支那遊記》中所收錄的〈將軍〉、〈桃太郎〉、〈湖南的扇〉是芥川以中國一遊為契機所產生的上天恩惠之作。前後人對於《支那遊記》的評語轉變,可以觀察出社會所關切的焦點轉變,也可見出芥川龍之介此書對於觀察當時中國社會之意義所在。


二、北京的”支那趣味”和漢文訓讀體書簡

  《支那遊記》以其對於當時中國的病處描寫得到了魯迅的推崇,但是到了北京的芥川也很快失去對於支那真實面目的社會焦點注意,而轉為對”支那趣味的愛好”投以眼光:

從南方來到北支那一看我的眼界大開,所見之物都是大支那,那種在無言之中都好像在向你說明這就是數千年前就已文明了的支那的感覺,那確實是一股使人震撼的雄大的感覺。(天津《日華公論》1921年8月號,87-88頁)

一方面芥川的中國遊歷背景所致,另一方面芥川本身的漢詩文修養也助長了他對於支那趣味的追求。芥川對於漢詩文是持以教養主義的觀點出發的:「我們使用的日語……是頗受支那語的恩惠的……所以我想讀漢詩漢文,不僅是對於鑑賞過去的日本文學有益,對於創作現在的日本文學也是有益的。」(《全集》第七卷〈讀漢詩漢文的趣味〉1920年1月)他生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市民生活與大眾文化之中,因此芥川可說是一名市民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在到達北京之後,芥川便完全籠罩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力量中,更加刺激他的支那興趣,並進一步開始書寫漢文體的書簡。


 
三、扇之謎--小說〈湖南的扇〉

  《支那遊記》中的〈湖南的扇〉可以是唯一的一個中國敘事的獨特小說(1925年12月脫稿,《中央公論》1926年1月號發表),“扇”在小說的開頭及結尾出現過兩次。扇子在當中的意義是作為愛的紀念,而扇子的主人與扇子本身恰好形成一個衝突點,兩者本身都有象徵北京風格的“支那趣味”,通過扇子本身的抒情故事無法在湖南的革命激情前形成完整的故事,正凸顯出芥川的“支那趣味”已經構成不了一個文學命題了。

(所謂”支那趣味”),即就是對作為日本文化淵源的(東洋=支那)興趣,那不單單是十八世紀以來在歐洲出現的中國時尚的(中國趣味)移植,是在同西洋的對抗意識中被自覺……芥川作為美意識的”支那興趣”,也還是和亞洲主義同樣,是與西洋對抗的概念。(井上洋一:〈芥川龍之介的中國旅行和〈支那趣味〉的變容〉福岡國際大學紀要第三號,2000。)

以上井上的論點主要是針對芥川相對於谷崎潤一郎而言,並未沉溺於”支那趣味”而展開創作做的一番解釋。回觀〈湖南的扇〉故事結尾的書寫,是在主角”我”的回想中邁入尾聲,在回想的印象中主角全然將扇子的主人及扇子兩者遺忘似的,只顧想著不著邊際的滯在費用。雖然〈湖南的扇〉以”扇”為題,但自始至終扇子始終處於一個邊際的變形位置,不著中心,這不就隱隱然象徵在作者芥川心中,抒情與社會敘事孰輕孰重的角度。


四、關於扇的另一篇小說--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

    佐藤春夫與芥川向有密切的交往,而佐藤的臺灣之旅也比芥川的中國行早了一年(1920年),就〈湖南的扇〉與《女誡扇綺譚》二者相對比,佐藤善用了古典文中既有的物品--「扇」,進行一場悲劇愛情的敘事,並暗示臺灣民族主義的萌芽;而芥川卻未在〈湖南的扇〉充分發揮扇的古典性要素,只以染著革命鮮血的”人血餅乾”描寫湖南的社會景況。只能說芥川從佐藤那兒借來了古典氣息的”扇”,側面凸出湖南的革命激情,藉以關注社會醜惡現象;而佐藤能從”扇”本身進行書寫,以深厚的知識分子同感刻劃臺灣民族的敘事。佐藤與芥川二人一為主、一為副地運用「扇」,形成獨特且巧妙的敘事手法。然而審美的強烈信念卻緊摳著芥川,美學信仰與社會變動的強烈始終壓著他無法喘息,在〈湖南的扇〉發表後一年半(1927年7月24日)芥川便留下遺言離世。

    從芥川龍之介〈湖南的扇〉與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二篇,都能顯見二人對於一民族的關懷,但更深一層進行解剖,或者是根源於天生血緣、社會背景隔閡之故,芥川與佐藤皆僅止於以第三者的角度看待或觀察當時的中國或臺灣的社會運動,試圖假以具有支那趣味之物寫社會之景況,說到底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共性才是他們出發著文的初衷。不過這仍泯滅不了〈湖〉、《女》二篇紀行小說的文學意義與歷史價值,作家在書寫當中一改詩性而著筆關注社會現實的轉折實多琢磨的言外之意,尤其在芥川近於考察性質旅行之下的〈湖南的扇〉,是值得被注意的。


參考文獻:
藤井省三:〈芥川龍之介的北京體驗--短篇小說《湖南的扇》和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頁487-503。

pics from:
http://www.age.ne.jp/x/matchy/gazo/akutagawa.jpg 穿著中國服的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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