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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傷者的孤獨戰鬥

沒有反抗勇氣的人，固然悽慘可悲，但沒有徹底反抗的勇氣，在半途裡便挫折的人——他不能徹底實踐他的意志而摧毀了時，才是人生莫大的悲劇。只有有徹底反抗勇氣的人，才配期待能劈開自由與光明之路的希望實現。──鍾理和《門》。

        生命中有很多種生活的方式，魯迅與鍾理和選擇在挫傷中獨自前行，因為批評家總是一個孤獨者，他們的執著將自己引向自我的深處。魯迅、鍾理和都不甘於一名世間看客，他們勇於化行動為書寫的實踐，縱使外在環境的磨練與人生病痛的苦痛像一張無形的網籠罩著，卻也啟發兩人戰鬥式的寫作精神。觀看魯迅作品的孤獨性無不展示出深刻的現代內涵和生命啟示：「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1]魯迅一生皆在被割裂的自由夾縫中經歷孤獨的擺盪，對於離鄉許久的魯迅而言，小說裡的敘事者「我」就如同魯迅被憤怒且傲慢的紅花蔑視，衰敗的廢園、狹小陰濕的店面及破舊的招牌形構出一幅人事滄桑的畫面，顯得返鄉的意興索然。魯迅實際的文化戰鬥歷程，當中所承擔的漫長現實道路都使他感到具體社會歷史的悲愴，最終人也不過是個繞點小圈子的蜂子或蠅子： 

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 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麼？[2] 

同窗呂緯甫的一番話，其實或可視之為魯迅對生命眷戀之情的部份投射，因而魯迅話一轉也回道：「大約也不外乎繞點小圈子罷。」人生雖短，仍可有所作為，所以魯迅雖然孤獨，卻不因此灰心，唯其孤獨，才顯現出社會炎涼，唯其炎涼，才能顯示僅存的人性美善，魯迅的孤獨不是悲慘，而是態度篤定的展現。以孤獨看待鍾理和，其身處戰後臺灣時代變遷，整個社會都失去原有既定軌道的崩落之下，促使鍾理和性格與書寫上具有挫傷性，這也讓鍾理和在文學上有異化表現： 

      我混在像送葬的行列一般靜默肅穆的鄉民中，向妻的家走去。興奮的心情傳到兩足，踏起來一步高一步低，跌跌撞撞的，仿佛走在極陌生的地方。人家蹲列在道路兩旁，覺得是那樣的低矮、寒傖、侷促，且都灰塵僕僕。人像老鼠似的靜悄悄地進進出出。[3]

文中直接以送葬行列比喻靜默不語的村民。村民心中的愁苦與「我」回鄉的興奮成了最大對比，作者以興奮的心情回到家鄉，可是他卻覺得走在陌生的地方，因為村裡的每個人都像老鼠靜悄悄地進出。因為談的都是旱災的情形，倒不如不說，村裡的氣氛異常的詭異，彼此之間無話可說。這景況使作者感到不安，心中所嚮往的美好故鄉，竟是如此悲慘。故鄉充斥時代摧殘下的烙印，這也烙在鍾理和跳動的心靈上，如今的故鄉對於鍾理和所謂追尋原鄉的情緒，已很失落背離。因此走在村民行列之中，「我」如同是一個獨行者的孤單。

        鍾理和的作品中顯現作品與其人生命的交融，切實咀嚼了生活和生命歷程，「故鄉四部」最後寫下對未來的想法：「也許這些都是一個錯誤吧，一個極其偶然的錯誤吧。到了那個時候，一切都會被修正過來，生活會重新帶起它的優美、諧調和理性。就像做了一場惡夢之後，當我們睜開眼睛來時，世界仍舊是那樣的美麗可愛！」[4]以上「故鄉四部」的一段話正顯現了鍾理和自身特殊的自然特性，對未來仍有希望的想法。細緻的人物刻畫與環境描寫，加上第一人稱的敍事觀點，無不強調出「故鄉四部」的真實性，同時也寄寓鍾理和個人的生命足跡，無形中呈現質樸的農民特質式的樂觀性格。戰後臺灣社會氣氛的緊繃，雖不容任何批判之言，但鍾理和體認到理想社會的追求仍相當重要，因此他打破沉默，以文學表現人性的美善與生活的溫情，同時讓他的作品少了一份明顯的抗議色彩。

        唯有了解才會關心，唯有關心才會行動，鍾理和雖然不像魯迅用筆犀利、尖銳地解剖人性，但他與魯迅在領受了時代、家國的毀壞後，都仍對故鄉懷有希望，與溫和悲憫的人道精神，可見兩人生活背景、性格、文學上都有極為雷同之處。魯迅、鍾理和的孤獨在於對社會弊病和人性弱點的透徹觀察，及對大眾國民的失望，他們兩人終生雖因未尋找到理想之境及其人們而挫傷，但對未來並未絕望。於是我們在故鄉系列作品中看到了魯迅的寂寞，[5]鍾理和的彷徨，也看到了魯迅的救贖與鍾理和的希望。 

結語

        在艱困的時代之中，從魯迅與鍾理和文字中我們看到來自對原鄉的勇氣和力量，二人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文學角色，隱藏具體情感的孤獨悲愴，進而昇華為孤獨者的共同先行形象。魯迅因為自身的批判立場，不得不選擇遠離中心，站在邊緣位置戰鬥，這勾畫了一個啟蒙人群而又疏離人群的改革者形象——虛無、孤獨、悲劇感。而鍾理和「故鄉四部」對於戰後臺灣農村的凋敝衰敗，以及人心毀壞的深刻書寫，同樣具有批判與救贖味道。兩人的書寫批判絕非來自個人性格上的好戰，而是出發對社會改革的人道精神。對於故鄉兩人採觀察現實、歷史的筆錄以期盼未來，擔任社會觀察與批判之角色亦為兩人的基本立場。孤獨的目光下《故鄉》及「故鄉四部」中有著無奈腔調，這是因為作品表徵了徹底反抗的勇氣，如同魯迅〈怎麼寫——夜記之一〉所說的：

前面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見自己的心音，四遠還彷彿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牠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6] 

魯迅與鍾理和以「我」為敘事者，帶領我們進入他倆的故鄉，反而更為凸顯作為社會啟蒙先行者的孤獨。整體看來鍾理和並不和魯迅完全等同，風格上魯迅少了一份鍾理和式的溫情，然而知識分子的共同使命卻先後在兩人身上發酵。對於原鄉(中國/臺灣)他們都付諸援救的行動，努力對多舛世界進行抗爭，由《故鄉》、「故鄉四部」我們看到精神一致的知識分子良知，與劈開光明之路的實現。

 參考文獻

鍾理和，《鍾理和集》，臺北市：前衛，1991。 
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臺北市：志文，1992。
魯迅/著，楊澤/編，《魯迅小說集》，臺北市：洪範，1994。 
魯迅/著，楊澤/編，《魯迅散文選》，臺北市：洪範，1995。 
張良澤，《臺灣文學、語文論集》，彰化縣：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3》，臺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6》，臺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 
鍾理和，《臺灣文學兩鍾書》，臺北市：前衛，1998。 
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市：前衛，2000。 
應鳳凰，《鍾理和論述：一九六○－二○○○》，高雄市：春暉，2004。 
黃錦樹，《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臺北市：麥田出版，2006。 
張清文，《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政大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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