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的展示場－公學校的運動會
從日本領臺，於臺灣導入現代化的學校制度以來，運動會成為學校裡重要的公開活動之一。不僅是因為運動會是具有相當的教育意義，且是日本引入學校教育同時為規訓臺灣人民身體的最佳展示場。透過定型化的運動會，所傳播影響的對象由學校內部至外部的整體社群，包括地方上的仕紳民眾。運動會於日治時代顯見出是一非純然的機關裝置。而學校運動會在臺灣教育展開的同時，又如何發揮其規訓機制及對社會的時代意義。
起初運動會的形式是以「遠足運動」內容興起的，這是一種由內地日本學校運動會的形式傳入。一方面是要讓學生增加見識，另一方面也是宣傳日本軍事教育的契機點。這樣的「遠足運動」結合了知識吸收，以及參觀樟腦局、製藥所等日本政府機關場所，隱含著示威作用的教化目的。無形中對學童傳遞了國家意識形態，強調日本宏大的現代化光環。此外，隨著新式教育發展至後來，運動會有聯合舉辦的現象，讓學校與學校間等同調集團形成競爭，進一步刺激建構出團體的紀律規範。甚而在國家重要祭典有意識地舉辦運動會，典禮前眾人齊唱「君之代」等深具國家意識的歌曲，使學校與國家的概念融合，教化學童成為帝國的新臣民。此刻的「運動會」被日本當局視為是臺灣人日本國民養成的手段之一。除了強調學童新知識的吸收以及國民觀念的養成，運動會的舉辦對於學童的家人也同樣具有影響力。運動會是一公開的活動，讓地方民眾或家長到學校參與，比起強硬的殖民統治更顯得具體，藉以達到宣傳新教育的目的。
但是在今日臺灣，特別是公學校，大部分是給父兄母姐看的東西，充分利用這種機會，讓學校和家庭接近，可以說適得其當。(〈大稻埕公學校運動會〉，《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1月7日。)
可見得運動會的教化宣傳意義遠大於實際的教育目的。運動會這道教化高牆的背後，同時蘊藏著臺灣人民「反饋」的作用空間。許佩賢於〈教化、競爭與反饋的機關裝置〉論文中指出：「即使是雙方共同欲求的近代性，也會因在地社會自己的條件、要求，產生各種反作用力。」(p.328)這些所謂的反作用力累積至一定程度時，便會形成一股「反饋」的力量，越過殖民者所設的範疇，進而迫使殖民者調整政策方向。因此對於日治時代運動會所架構出的權力網絡，仍有其存在的思考空間。
「運動會」提供殖民統治者教化的展示場，亦促使臺灣人接觸近代文明的洗禮。這塊築於臺灣土地上的殖民地近代性舞台，交織出各種統治機器權力的型態，另一方面卻也提供了臺灣之於殖民者反作用的第三空間。這些才是值得臺灣所省思的部份。
參考文獻：許佩賢〈教化、競爭與反饋的機關裝置〉
圖片來源:202.205.253.254/ xyh/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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