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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與「論語」
－以楊逵、楊守愚作品為分析對象

一、前言

1895年以來日本殖民政府爲統治臺灣所執行的政策，包括了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現代學校教育的引進、警察制度的設置…等，這些都是為了將台灣人民的肉體訓練為日本帝國效忠，並透過肉體上的訓練進而控制心靈，最終鍛鍊臺灣人為「柔軟身體」、「柔順心靈」的人民性格，達到再形塑新台灣社會的最終目標。日本殖民政府將一連串身體的標準和規範幻化為社會機制注入當時的臺灣身體，形成了無形的規訓牢籠。這股權力透過教育悄然進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並形成對國家政權有用的規訓、教育輔助工具。因此，筆者將透過日治時代作家楊逵、楊守愚的創作，分析同時代的臺灣知識份子如何看待被殖民地臺灣的教育體制，也就是對於日治時期臺灣身體的新看法與被規訓的意義再思考，同時亦是另一層面臺灣文化生態的檢視。

二、 殖民地教育體制的批判－「國語」與「論語」

日語教育之目的，謂以為交通語，又為文化發達之手段及為同化之手段而必要。(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灣省政府，1952，頁174。)

日本殖民者在臺灣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到1942年成立「臺灣皇民奉公會」，這一連串加速日化的運動中，日本人對臺灣的掌控，已從政治、經濟層面，轉為全面性的語言、思想、文化的控制。企圖透過「一視同仁」的口號，達到收攬人心、吸收人力的目的。

皇民化運動所高唱的日本化，其實是藉由強大的殖民政府力量所推動的政策，對處於「日語」、「北京語」近代東亞兩大「國語」圈位置的臺灣而言，是新的文化侵略。民族認同在思想層次撼動心靈的同時，臺灣人如何將國族認同的衝擊與現實生存的問題作一解決，應是當時年代苦悶的知識份子最為棘手的難題。

楊逵、楊守愚小說作品裡，對於殖民地時期教育體制的批判，不論是傳統的書房、私塾或者是新式教育的公學校，都有相當程度的解析，不僅讓後人一窺當時教育體制的景況，也可見到知識份子對於殖民政府教育政策的批判。

(一)「國語」－公學校

《楊逵全集》中未定稿部分收入了兩篇關於日治時代學校教育的短篇小說，分別是〈小鬼的入學考試〉、〈公學校〉，〈小鬼的入學考試〉是1937年於日本發表，另一篇〈公學校〉則從未發表，這兩篇同樣是對日本殖民體制下的教育系統發出批判之聲，尤其是關於殖民教育與語言方面的問題。這兩篇屬於台灣風景系列的作品，是楊逵藉由短篇小說的形式，針對「有革命精神的無產階級者」的讀者，向日本內地呈現殖民地現實社會的景況。

各位革命的無產階級大眾都心知肚明。要解決殖民地問題，就必須從具體地理解殖民地問題著手。(〈公學校〉頁133)

日治時代初等教育藉口「國語」的程度及能力有別，不得不採取差別教育政策，這種作風的影響，抑制了臺灣人才的發展，不斷地惡性循環之下，臺灣長期處於缺乏政治人才的情況，也造就了臺灣被統治地位的結構處境。楊逵〈小鬼的入學考試〉中寫道Y先生帶著附屬公學校入學考落榜的女兒，至另一間公學校考入學考試的情節，指陳了就算是公學校，臺灣學童欲入學也必須經過日語考試的條件，這對於不熟悉日語的臺灣學童而言無疑是個沉重的負擔，同時也透露出當時殖民政府的教育策略：

看似木工的男人，含著淚水嘆著氣，凝視倒在地上手腳亂踢的女兒，喃喃叨唸著：「真拿妳沒辦法，勉強讓妳讀書，都不知道父母的苦心啊！」
Y先生問旁邊的人：「怎麼回事？」

「怕得不敢坐到位子上，剛剛才從鄉下來，勉強不來啊！」(頁510)

一句「勉強不來啊！」道盡了當時孩童的學習酸楚，講日語已變成臺灣學童的沉重包袱，學校也不再是孩子快樂學習的地方。動盪的時空背景，教育理念全然被政治力所操控，出發點立意良好的近代學校制度，在日人有意識地以日本文化取代臺灣固有的本土文化，同時禁止臺灣學童使用臺灣話的條件限制下，只不過是一具協助殖民者同化臺灣人心靈的意識機器。

日文的話語重量壓迫著日治時代下生活的臺灣人們，〈公學校〉中關於校長發現學童使用臺灣話的描寫，不難發現這一點：

「是誰？用臺語說話的人出來！用臺語嘰嘰咕咕說些什麼？快點出來！說話的人出來！」－是剛才提到的校長先生。他就像猛獸一樣張牙舞爪，抓住離他最近的達夫拷問，甩了三個耳光後，就讓達夫坐在講臺下…。」(頁138)

要想禁止一種文化，首先必須禁止相應的語言、文字。因此禁止漢語，強制推行日語便為皇民化的主要內容。像猛獸一樣張牙舞爪的校長，不就像執意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人的殖民當局形象嗎？日語的重量也正如校長給達夫的三個耳光，不顧孩童內心的感受，是多麼沉重的打擊啊！另外，楊逵一再在文中使用「駛汝娘」等臺灣語彙書寫，呈現出孩童口語的本土性，例如臺灣學童以臺灣話駁斥小學校學生的語言暴力，以及臺灣學童對小學校學生報仇之後公然說著臺語，大喊「打倒臭狗學校！」的描寫，都可以看出楊逵批判日本殖民教育體制的立場，及有意識地強調臺灣語言的主體性價值。〈小鬼的入學考試〉、〈公學校〉這兩篇所蘊含的不僅是呈現殖民地臺灣的教育問題，同時也具有呼籲無產階級的大眾們，共同起身為自由運動的目的性，是楊逵文學精神的實踐，對殖民地的正面批判。

(二)「論語」－書房

私塾俗稱書房，是私學的一種。其教授科目也多與公學校相同，書房經營者自任教師，修業年限、教授科目、學生年齡並無一定。書房教學的重點在於讀書、習字以及作文三方面的教學，指導學生跟讀、熟讀和背誦。在此基礎上，教師進行講書，注重闡述書中的思想和倫理原則。在日本統治的初期，日政府雖使用權力中止或解散部分對總督府無益的書房，但臺灣書房仍為日本教育時局上的考量而存在著，許多學童公學校放學後，依舊進入書房學習漢文。直到官方干涉書房的組織、時數、課程而使其運作複雜化，才逐漸削弱書房地位，1937年禁止漢文傳播，書房教育也在禁止之列，此際所存在的書房已然僅成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關，新式教育終究取代了書房教育。日治時期作家－楊守愚就是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成長的，是少數以漢文為寫作語言的臺籍作家，也是彰化古典詩社「應社」的成員：

七歲進彰化第一公學校就讀，祖父為前清秀才，漢文根基深厚，父親深受影響，自幼熟讀詩書，且曾受業於名師郭克明先生，文學基礎紮實，十七歲時即在私塾教授漢文。(楊洽人〈憶父親〉)

1、牢獄般的書房生活

「我這時意識裡所感覺到的書房生活，無異是一種牢獄生活，先生即是看守，學生變成囚犯。」(〈小學時代的回憶〉《台灣新民報》第三百廿五號)

楊守愚在《臺灣新民報》所連載的〈小學時代的回憶〉隨筆中，寫出自己七歲上書房的經驗，描述他的第一個書房教師－「阿頭先」，其形象是多麼令人畏怯：「多麼可怕呀！一張渾厚的臉龐，在那濃黑的眉毛下，時時射出刺人的眼光，更兼配上兩撇蓬蓬的鬍子，威嚴極了，天生的一副先生臉，莫怪他能以嚴師出名，只要略望一望他的尊容時，便夠使人毛憟了。」這裡的描寫可以看出書房教師的威嚴神情，以及在當時書房仍是受到臺灣民間的重視，「嚴師」是當時父母送子女受學的考慮之一；老師以牢獄般的管教，管束學生一舉一動，使書房變得很不自由：

在這一個積威之下，束縛得比牢獄還要厲害，說話不自由、行動不自由、讀書、寫字不自由！像這樣不能越雷池一步，就連撒尿、拉屎也是不能自主呢！(臺灣新民報三百廿六號)

連上廁所都不能自己作主，難怪楊守愚會抱怨書房是牢獄般的生活，如此限制的學習環境，給予孩子重重的限制枷鎖，使其痛苦、折磨，使〈小學時代的回憶〉中的楊守愚也不免想盡辦法逃避上書房。

除了書房老師打的教育與父母督責之下，孩子必須透過背書來學習漢文，因此背書是件枯燥又不得不做的學習方法：「書房教育的特徵，就是背書，這是誰也承認的，因為在那沒有教育訓練的先生們，都以為這是獲得學識的唯一好法子。所以弄得好些學生，都叫苦連天起來。」(《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廿八號)另外，楊守愚也為了應付這種痛苦的背誦，想到些應對的招數，像是做小抄、與同學作弊等。

楊守愚〈小學時代的回憶〉隨筆可以很清楚的呈現書房裡打、背的教育方式，是無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反而起了極大的反作用。令人擔憂孩子在未學習到漢文的精隨時，就已被書房牢獄般的教育模式給驚嚇，無法享受書房的樂趣，楊守愚於此針砭出了書房教育的最大問題。

2、新式教育的衝擊

楊守愚以批判的語氣寫下他幼時不愉快的書房經驗，值得思考的是楊守愚是新文學作家，他的創作理念，受到中國新思潮的影響，作品顯現出的傳統教育問題，可能也是受到近代教育的思想影響。後來，其實楊守愚也有上公學校接受教育，受到新式教育影響的他，藉由隨筆的文章表達出書房教育的枷鎖下，被禁錮的心靈感受，凸顯出對傳統教育方式的省思。

楊守愚所寫的〈捧了你的香爐〉則對傳統的書房教育有著更具體的批判。透過新民先生與尚古先生的對話，刻畫出反對新思想的衛道者臉孔，「凡是讀書人，非讀四書不可」是尚古先生的主張，相對於新民先生有心改革舊教育的精神而言，尚古先生顯然是持極端反對的意見。楊守愚巧妙的運用人物對話，針針見血地點出傳統書房的壞處，像是對於背誦的批判，便藉由新民先生之口流露出來：

假如一個孩子，對於他所消化不下去的，或是不願意吃的食物，你如果想要強迫他吃下去，那是於他的心理上、生理上兩方面，都很有害的。換言之，對於兒童所不喜歡讀的，或是讀不會明白的書本，做教師的，如果強迫他讀下去，也是於他的心理上、生理上兩方面，都是有碍的哪！[1]

這裡不但寫出背誦對於學生是有害的，也寫出孩子將會有的抵抗學習反應，新民先生其後更道出書房教材「四書」不適宜兒童的缺點－不合時勢；的確，相對於當時新式教育的公學校課程而言，舊式書房所能給的僅是古籍經典的藝文內容，缺乏了公學校新式教育中的實業知識教育。

新民先生雖是受傳統書房教育出身的書今日社會的不良，人心不純，也正因為有了這種書塾在？！」[2]同時代作家裡除了楊守愚，在傳統漢詩及新文學方面，都有傑出表現的周定山也針對書房打、背教育語帶批判，[3]背書的書房經驗對周定山來說，是種「無意識」的生活，對書本內容的不了解，只求一味背誦，真「如斯古董商之學徒，焉能洞悉世上何幸福與快樂？」

楊守愚、周定山如此寫出自我書房經驗的不快樂，一方面反映了傳統書房的缺點所在，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受新式教育觀念衝擊後的省思，這兩位受過傳統教育的知識份子，同時也是日治時代的新文學家，不約而同表達出臺灣教育改革的迫切性，他們從未棄絕傳統，對傳統書房教育也絕非無的放矢，而是真正看到傳統教育所存在的問題，也再次凸顯當時新文學運動的思想浪潮湧現，以及知識份子反壓迫、啟蒙的精神理念。

三、結論

日治時代殖民政府所欲形塑的臺灣身體，透過「國語」政策的推行，以及各新式教育體制的成立，灌輸新的日本臣民集體記憶，使臺灣人得以進入日本的歷史現場。而日治時代小說、隨筆等回憶文章就擔任這記憶進出的價值判斷位置，書寫著為文者對過去記憶的重整以及遺忘過程，具再次重合統整的意涵，亦可呈現當代知識份子的時代觀感。一時代必有一時代所對應的集體記憶，形塑新的集體記憶或是遺忘一個集體記憶，對於民族必定有影響，本文從楊逵、楊守愚等知識份子出發，其作品中形構的歷史記憶當是時代下的產物，呈顯出消化不了的過渡期苦楚，但是知識份子並不因此挫敗，反而轉化記憶，對環境提出質疑及批判。

所有的教化行動，都是一獨斷權力施壓一文化的獨斷，因此客觀而言，皆是符號的暴力。 (法國社會學者Pierre Bourdieu)

綜括而言，在臺灣，官方有意識的政治教化，已經干擾了正常學校教育的養成，整個學校幾可想像為一精緻的教化制約行為的控制系統，「政治人格」的訓練被視為「健全人格」陶養的同義詞，同時也創造了一群特殊世代下的集體他者。臺灣總督府貫徹其以初等教育為重點，以國語教學為中心之政策，對臺灣社會現代性的形成頗有促進的作用，殖民教育雖讓臺灣的歷史記憶發生扭曲，日語也成為共同語言，但換一角度試想，日語這一共同語言的形成並不能消泯臺灣意識的存在，相反的，反而促進臺灣社會某種程度上共識的形成，這也可說是殖民教育所始料未及的，從當初深受日本教育和文化洗禮的知識分子，後來反成為掀起反殖民運動浪潮的成員就可以得知，因此並不能完全認為日本在臺灣的殖民同化教育是全然成功的。

參考文獻

一、報刊

《臺灣民報》日本東京臺灣雜誌社發行1923-1930，臺北東方1973複印。

《臺灣新民報》臺北臺灣新民報社發行 1930-1932，臺北東方1973複印。

二、書籍

楊守愚《楊守愚集》，前衛，1991。
許俊雅、楊洽人《楊守愚日記》，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
彭小妍《楊逵全集》，臺南市文化保存籌備處，1998。
鶴見 (Tsurumi, E. Patricia )《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允晨文化，2003。
井出季和太《日據下之臺政》，海峽學術出版，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