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省三任教於日本東京大學，是日本現代臺灣文學研究的權威之一。他從文化研究的角度，觀察臺灣在歷經日本殖民五十年後的文學發展，而《臺灣文學這一百年》就是他的成果之一，在其研究從中國文學轉向面對臺灣文學時，佐藤春夫、西川滿、呂赫若、龍瑛宗、周金波、瓊瑤、李昂 …等作家作品「人」的課題討論，仍然是他的最深切關懷所在，另一方面從大東亞戰爭下發展的文藝市場、語言政策、公共領域、戲劇等面向切入，探討時代文化與作家之間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可能關係，從而顯現臺灣文學研究的另一種後殖民史觀。
《臺灣文學這一百年》的第一部〈臺灣文學的發展〉及第二部〈作家與作品〉主要探討殖民時期臺灣的語言、文化、文學、教育、政治現象。藤井憑著精細的抽樣研究方法，為我們提供了從讀書市場到公共領域的文化分析，從日治臺時期在臺日人作家西川滿、佐藤春夫到臺人作家龍瑛宗、呂赫若、周金波，都可以讓我們省思臺灣文學文化界在殖民政權的操控掌握之下，找尋臺灣民族主體定位的動機和歷程。本書研究焦點，就以「臺灣文學這一百年」此一書名來看是聚焦於日治時期，難免讓人有「意猶未盡」之感，然而，這一殖民時期的定位，礙於語言及時代歷史因素，卻也正是當前臺灣文學研究最迫切需要補足的一環。
臺灣歷經過荷蘭、鄭氏、清朝、日本、國民政府的統治，但從民族角度來看皆是外來政權性質。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臺灣開始接受日本統治，並以「日本語」為國語。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黨統治後，又以「北京話」為國語。在主要使用閩南語為日常用語的移民臺灣島上，這樣多變「國語」制度下，到底會孕育出什麼樣的文學？開頭的書序便點出歷史變化及社會意識型態對文化的價值判斷影響，藤井省三由日本將國語制度帶入臺灣切入討論，近而提出島內的語言統一形構出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共同想像體：
臺灣島民經由全島規模的語言同化而被日本人化的同時，全島共通的「國語」超越了經由各方言、血緣和地緣所組成的各種小型共同意識，而形成臺灣等身大的共同體意識，可說是臺灣民族主義的萌芽。
第一部〈台灣文學的發展〉以通史的形式論述台灣文學。承續著書序論點，以語言分析角度論說，在國語政策施行下，造就了臺灣島民識字率的提高，進一步形構出「公眾與公共領域」在殖民地臺灣的登場，臺灣意識就是在國語制度à識字率提高à臺灣文藝市場成熟à文化民族主義(想像共同體)環環相扣下所產生的，藤井也以此為論說基點，更提出對周金波等以往被視為皇民化作家的歷史再評價。不過文中提出以臺灣讀書市場為立足點的「臺灣文壇」的可能性，令人不禁思考到其背後公權力的介入空間，總督府下的文藝政策是否可足以推動台灣本土意識的覺醒，即使書中巧妙的以「文化的」民族主義揭示出臺人的主體性，也難逃日殖民政府所賦予臺灣文化的政治重擔。 而所謂臺灣文壇的成立，則可以說是在臺日本人與臺灣人的團結合作，形成文化上的臺灣民族主義。
上文提及周金波歷史身分的再評價問題，其實亦可根據「臺灣民族主義」來討論，藤井省三認為周金波的作品是以描寫臺灣人的內心層面，而顯出臺灣意識的民族形構，這是不同以往論者對所謂皇民化作家的看法。以周金波留學日本的殖民地知識分子教育經歷，能受到《文藝臺灣》的感召，並基於強烈臺灣鄉愁創造出自覺性高的小說作品實屬難得，且不論其自覺性的感召對象為誰，其小說創作已能見證當時日本殖民下臺灣作家的主體性，有獨立的文壇市場。
第二部〈作家與作品〉，介紹佐藤春夫、西川滿等在臺日本作家，以及瓊瑤、李昂等現代臺灣作家，其中藤井省三更認為日本大正文學佐藤春夫1925年〈女誡扇綺譚〉，是臺灣日語文學的經典之作，尤傾力陳述之。相較於島田謹二、橋爪健「異國情調」論的系譜論說，藤井省三則提出「臺灣民族主義的視線」說法，提示了〈女誡扇綺譚〉背後所隱含的臺灣民族主義的誕生反語式宣告： 「原來如此。如你所說的。……從一個東西即將荒廢的背後，某種更有力、生氣蓬勃的東西，利用其腐朽而產生。……我們與其受荒廢美的束縛而慨嘆，不如讚美自其中新生的東西吧。」
藤井由小說文本的文字開展出在臺日人的文藝創作新意，在腐朽的日本殖民枷鎖下，某種新力量將產生，打破日本人對於帝國主義時期臺灣的思考模式，將臺灣意識的起點提升於日治時期階段，一轉日本對於臺灣殖民地主義的論述型態。於〈大正文學殖民地臺灣〉第五節末尾，藤井省三思考到薩伊德“東方主義”在日本看待其殖民地時的發酵影響，這是個相當有意思的思考點，在日本現代化改革之後(明治維新)，是否就像西方那般看待東方世界一樣來看臺灣殖民地角色？假如是的話，那麼日本版東方主義又將會如何限制世界對於臺灣文學的思考？而島田謹二、橋爪健對〈女誡扇綺譚〉「異國情調」論的系譜論說是否為日本版東方主義下的例證呢？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再去做深入探討的。
第二部依舊扣緊國語制度à識字率提高à臺灣文藝市場成熟à文化民族主義(想像共同體)的發展論述，日殖民當局以「國語」政策為主軸的「皇民化」政策，試圖影響凝聚臺人民族意識的形成，創造出共榮圈的南進假象。如同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以異國情調的書寫框架，呈現文化上臺灣民族意識之萌芽，西川滿〈赤崁記〉也借用異國歷史情調，敘述了在臺日人的民族意識發展，兩人的作品意識再次呼應書序中所提的歷史變化及社會意識型態對文化的價值判斷影響，或許表面上看來佐藤春夫、西川滿的作品似乎為日人的異鄉文學，但是撇開作家身分來看，究其作品題材、內涵、創作時空而言，二者作品也可歸為日治時代臺灣文學的一部分，試以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對臺灣文學定義論之：
臺灣文學史的範圍以及所要提的對象，大體上有下面的五個情形。
(一) 作者為出身臺灣，他的文學活動在臺灣實踐的情形。
(二) 作者出身於臺灣之外，但在臺灣久居，他的文學活動也在臺灣實踐的情形。
(三) 作者出身於臺灣之外，只有一定期間，在臺灣做文學活動，此後，再度離開臺灣的情形。
(四) 作者雖然出身於臺灣，但他的文學活動在臺灣之外的地方實踐的情形。
(五) 作者出身於臺灣之外，而且從沒有到過臺灣，只是寫了有關臺灣的作品，在臺灣之外的地方做了文學活動的情形。 ……我們至少要撰寫臺灣文學史的話，若那文學活動在臺灣進行，那麼不管是原住民或本國人，我們相信應相等的列入文學史的範圍內這樣才是正當的。
由黃得時對臺灣文學定義的範圍看佐藤春夫、西川滿兩人的創作，理所當然應被視為臺灣文學的一部分。如此一來，日治時期文學的研究也因此更顯重要。
藤井省三一路由日治初佐藤春夫、日治末的皇民化運動推及至戰後作家的討論，一脈相承，看出臺灣文學史中的缺頁—瓊瑤，作為一個被臺灣文壇漠視的角色，瓊瑤如何虛構出一個時空背景，相對於臺灣島嶼上的真實情景？國民政府所建構的中華民國歷史記憶，又如何影響著臺灣人？書中提到瓊瑤用其作品打造了一個中華民國的底片，我覺得倒不如是中華民國的攝影師用他的相機將瓊瑤攝住，導入一個自我認同迷失的幻境裡，只是這個幻境在五十、六十年代發揮極大的作用，讓當時的每個人都陷入其中誤以為真。而臺灣文學看出其虛構性，並不將瓊瑤的作品納入臺灣文學的真實情境，葉石濤說過「臺灣文學在我的思考中，應該是反映臺灣這塊土地的人民生活現實的文學。」 以此為基點看待瓊瑤的話，也能瞭解到為什麼臺灣文學漠視的態度，但是藤井省三提出的觀點讓我們省思到，瓊瑤作品為一個歷史時代下產物、社會文化現象的參考價值。一向自詡為多元、開放性高的臺灣文學竟毫無包容性的拒絕瓊瑤的進入，也頗讓人玩味。
第三部〈鎂光燈下的台灣文學〉，收入作者在各報章雜誌的隨筆、短評及書評。藤井省三以「臺灣意識」貫串全篇，首先談到「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學，藤井認為戰爭時期，目的教化臺人為天皇臣民的皇民化運動，反而促使臺灣人民想像所謂的國家主義共同體。以〈「大東亞戰爭」時期臺灣讀書市場的成熟與文壇的成立〉一文論之，以作為國語的日語普及率推證臺灣讀書市場的成長，且已將共有的邏輯和感情形成作品，獲得自己的臺灣認同。一路推演下來，看似牢不可破的論述，其實大有人提出質疑，書中提及發表的現場出現反對的意見，只不過這反對的聲音是針對「國家主義」的翻譯問題，但疑問的是這論述中的臺灣人民本質是誰？是所謂的知識份子階層？還是勞苦大眾的農民工人階級？就其書內容陳述視之，可以得知是指讀書市場的成熟，也就是知識份子的臺灣意識萌芽，但以部份代替全體的臺灣人民發聲不免顯得些粗糙，或許我們可以在字面上再加以斟酌，也或許藤井省三已本有一套論述，只是在書中未多加說明。
由於語言上的優勢，日本學者介入臺灣文學的研究多集中在日治時期，而殖民下臺灣人的身分認同又是研究該時期臺灣文學不可迴避的一個根本問題，就連臺灣文壇內的臺灣作家群也不免陷入，可想而知日本學者常不小心誤入臺灣國族認同爭議的禁區，使得藤井省三被誤解為有與他日本人身分格格不入的臺獨立場。要強調的是藤井作為一位臺灣文學的日本學人，他的研究必受他的學術訓練主導，既然百年來臺灣獨立於中國之外是個客觀的歷史事實，他所能做的就是在這個客觀歷史的基礎上進行研究。王德威為藤井辯護：「他的研究也的確反映了一己的批評立場。這一立場與其說代表了右翼皇民文學的遺緒，不如說是顯現學界廣義的後殖民主義趨向。」 王德威以旨意不明確的「後殖民主義」模糊了上文點出的衝突點。由此看來，立基於客觀歷史的臺灣文學論述，才是做真正的臺灣文學研究應該要遵循的典範。
除此之外，身為日人的藤井在《臺灣文學這一百年》中也不免顯露為日本殖民時期政策說話的味道。例如：
臺灣四O年代的文學，因讀書市場的急速擴大，而呈現兩種文藝雜誌相互競爭的狀況。而分屬兩派的作家集團，除了向讀者表明彼此都比競爭的對手雜誌，更努力紮根於臺灣讀書市場外，也強調自己是被中央文壇所認可的一個地方文壇，透過這種競爭關係，兩雜誌對於臺灣文化界和讀書市場所應有的理想狀態，寄予了更深的關懷，其結果是兩雜誌開始描繪，從中央文壇獨立出來的臺灣文壇的這一幅自畫像。
原文提到「強調自己是被中央文壇所認可的一個地方文壇」，是否代表藤井本身潛意識中仍將臺灣文壇視為當時日本外地文學的延伸範圍之內？另外，在垂水千惠著作中提到張文環脫離《文藝臺灣》建立《臺灣文學》雜誌的動機說明：
西川滿是「御用文學家」，不只台灣人認為他所編輯的雜誌，太偏重於他個人的興趣本位，更有許多主張人道主義的日本人士，對他的雜誌抱著不歡迎的態度。我也是《文藝臺灣》的同仁之一，每次開編輯會議，我都覺得十分頭痛。和他的獨裁作風比較起來，他的態度就像無聊的貴夫人在辦家家酒似的，更加叫人難以忍受。
以上不正反駁了藤井省三那句「強調自己是被中央文壇所認可的一個地方文壇」，當時《臺灣文學》的文藝態度雖不能明目張膽地批判西川滿，但是也貫徹了獨自的編輯方向，對於西川滿以殖民者的感性角度了解臺灣而言，張文環是要建立起臺灣文學的主體性，真正的創作出符合臺灣實況的文學作品，這豈是要與《文藝臺灣》向所謂的日本中央文壇來爭奪認可？我想張文環創刊《臺灣文學》的用意是藤井省三身為日本籍研究者所始終無法了解的沉重心情。
總而言之，日本於殖民時期推動了所謂的「國語」政策，影響到當時代作家的書寫傾向，而台灣文學發展也出現語言斷層的現象，文學產生於土地，不同的風土便產生不同的故事，有了故事，就產生了文學，《臺灣文學這一百年》中藤井省三便從〝語言〞角度切入臺灣文學現象分析，甚而進一步對臺灣意識、文化民族、社會歷史歷程加以解構說明，書中也不斷陳述出新論點，及超越的思考角度，提供後學研究者許多不一樣的觀察視角，以一個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者身分，能如此深入剖析，並親身力行進入至臺灣文學的現場，不得不令人佩服。書後跋中藤井自述今後將以東亞文學比較研究的視野，考察臺灣文學，這不僅再次呈現出其對臺灣文學研究是不斷思考方向，也展現了臺灣文學的變動性與多元發展特質。台灣四百年歷史以來，經歷荷鄭、清領、日治、國民政府等政權統治，千絲萬縷，難分難離，政治統治土地，意識型態型塑風土，不同的歷史統治產生了不同的台灣文學性格，四百年台灣文學總體相的豐饒多元，恐怕遠超過人們的想像，《臺灣文學這一百年》給予了臺灣文學學術界一把放大鏡，讓我們了解到臺灣文學還有許多未發現的所在，值得我們一一去挖掘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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