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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殖民帝國的威權建立往往與經濟的建立密不可分。更精確地說，原料與市場就是殖民地經營的目的，所謂政治與文化的融合也不過是為了合理化經濟剝削的名目。實際支撐整個殖民地運作的，其實是低下階級的勞動者，而來到台灣這塊殖民土地上進行開墾的「內地人」農業移民，雖說是日本偉大的殖民事業之一環，卻在日本殖民史中缺席，這群移民者具有一種特殊的「殖民者」身分，卻非統治階級、也未參與殖民地現代化工程。

    日本移民村日本在臺灣的移民事業可分成四期：第一期為初期私營移民時期(1895~1908)；第二期為花蓮港廳官營移民時期(1909~1917)；第三期為臺東廳私營移民時期(1917~1945)；第四期為後期官營移民時期(1932~1935)。日本移民村是經過規畫的村落，移民共居一處，形成純日本式的農村。移民村規畫概念基本上是採「生產居住複合式」的結構，於生產空間之中，附帶生產設施。淡江歷史系副教授林呈蓉指出：「台灣島內移民事業對日本國內人口問題的解決，其影響力微乎其微，但在殖民地永續經營的範疇上，卻意義重大。」因此，日治時期總督府為成就臺灣島內移民事業的推動，也曾引進數批「內地人」農業移民。移民事業之經營本身，至少存有四個意義：（1）日本國民必須永住於臺灣，才能建構內地日本民族的根基。（2）促進日臺的融合共存，以加速本島人日本化的目的。（3）移民必須是在鄉軍人，因此在移民選擇的權衡與國防層面的考量上，較能發揮具體功效。（4）移民事業之經驗則可作為將來前往熱帶地區發展的參考。(註一)

《南方移民村》描寫日治時代一九一○年代末期至四○年代的台灣，一群日本農民遷台而居，在東台灣落地生根的奮鬥歷史。作者筆下所描寫的優美自然環境與人際之間的溫馨感情，在在流露出作者的理想主義。《南方移民村》的地理空間設計彰顯出特殊的地緣位置與環境特性，讓台灣扮演起「農民魂」前往南方之境的跳板。觀看這群來自日本四國的日本移民，就會令人發現花蓮這片熟悉的土地與風景，同時也是一種將他鄉作故鄉的認同挪移。日治時期，這群日本的勞動階層，就深陷於因地理而滋生的空間認同之中。濱田隼雄的小說《南方移民村》藉由殖民地台灣東部「內地人」農業移民之歷史現象，討論「內地人」農業移民在東台灣的主體位置，進一步探討這些帝國的開拓先鋒，呈現出日本帝國殖民地經營的哪些相關議題。在日本開疆拓土的帝國主義之下，前往殖民地擔任農業、商業、工業等開拓先鋒的「內地人」移民，討論以勞動者身分前往殖民地的「殖民者」，與其他「殖民者」、「被殖民者」、「帝國」之間的相互關係。藉由文學作品與同時代歷史敘述的相互對話，突顯帝國移民事業表象所呈現出的問題點。

二、《南方移民村》裡的移民村

        濱田隼雄的小說《南方移民村》呈現的「內地人」移民村，顯得黯淡且複雜。小說以株式會社私營的移民村──「鹿田村」為主體，描寫來自於日本東北的內地農業移民在大正四年（1916）的建村史，同時書寫出東台灣風土病、風災水害、病蟲害接踵而來的惡劣環境。小說一開始，醫師神野珪介在台灣西部受到本島人醫師的排擠，自願前往鹿田村擔任製糖公司的駐村醫師。到任第一天，就有酒醉受傷的病人被送來急診，珪介看到病人妻子落魄的模樣：

      她的神情顯露出生活多麼的疲憊，完全失去了光澤的皮膚蒼黑，眼尾小皺紋聚集，呈現出比她實際的年齡老的樣子，消失了光澤乾燥的枯髮發紅，清楚的表現出體內的營養不足，真是令人不忍卒睹的落魄潦倒。她身上所穿的深藍色布碎白點的單衣，皺巴巴的前襟一帶因為髒汙和垢脂和汗的沾在一起而黑亮。（P.30）

這是珪介來到台灣之後，與日本農民的第一次接觸。在他的想像當中，日本農民應該比本島人農民過得好些，但沒想眼前目睹的竟是「在內地來說也是極貧農似的，落魄的樣子」(P.30)。事實上，這段描寫日本農業移民女性落魄外貌的敘述，也可說是「連蕃人與本島人都不願靠近」的鹿田移民村的整體寫照。東台灣的瘧疾等風土病、颱風、水害、甘蔗的病蟲害等等，再加上沒有水田而無法種植稻米，耕種過活的農民反倒要跟製糖公司借米維生，顯見出此地的日本移民農人一直無法跳脫負債的狀態。

三、帝國殖民地的開拓者？

      《南方移民村》所描寫的鹿田村以及日本農業移民的辛酸，彰顯東台灣這群「內地人」農業移民做為帝國南方開拓先鋒的意義，在殖民地台灣所面對的是艱辛與困難。也因為如此，這群日本來的農業移民是紮根於台灣，必須積極完成第一代移民無法完成的志業，在殖民地台灣生根：

沒有土地一籌莫展的內地農民，不得不到外地來，因此來台灣……沒有人想埋骨在這台灣。紮根於土地的是本島人。內地人就像是寄生蟲一樣。在這一點上移民不同。他們不只進入本島人中，一樣的在這個島上的大地下根，他們還把尚未開拓之地順利開墾了，真的不能不把這土地成為屬於自己的……若是移民家庭的父叔輩對於這一點認識不清，你們下一代年輕人必須有堅定的精神。(P.76~77)

以上這段話清楚顯示日本農業移民在殖民地台灣立場的獨特性。在日本國內無法獲得土地的日本農業移民，來到台灣想擁有一塊自己的土地。然而，台灣西部豐饒的土地大多已被佔據。展轉來到台灣東部進行開墾的農業移民，都只能被迫在惡劣環境之下，開拓本島人尚未開拓的荒地。不過，對於這群日本移民農民而言，在台灣進行開墾，不僅為了獲得屬於個人的田地，此外還擔負著將日本的農業擴展到台灣，發揚國威的使命：「而且可以說是把日本的農業帶到這裡，這即是發展國威。」(P.76、77) 藉由鹿田村日本農業移民的力量與強烈的愛國心，東台灣的「內地人」農業移民在殖民政策當中，還被賦予進一步的任務──確立帝國殖民地的統治權：「內地的農民在這土地生根，我認為這才是日本真正領有台灣。」(P.65) 

      東台灣自然環境的惡劣，一再打擊鹿田村的農民們。鹿田村先天不足的成立條件，使鹿田村的農業移民雖身為殖民者身分，卻似乎永處於經濟弱勢的狀態。同時也呈現出鹿田村雖然是「內地人」移民村，卻比鄰近「蕃社」更沒有受到帝國的照顧。任何村民自發性的生活改善動作，都被公司懷疑有不當企圖，即使獲的公司允許，也遭到許多因素的打擊而失敗。從經濟、體制及與帝國相互關係的角度，可觀察到東台灣的內地農業移民在帝國殖民地當中，具有多義性的曖昧位置。這些都顯示鹿田村這群內地移民雖作為帝國殖民地的開拓先鋒，但實際上他們卻居於帝國殖民經營的局外人，成為一群被遺忘的「殖民者」。

四、出口？入口？──「南方」的帝國理想

　 《南方移民村》的最後一個章節，描寫踏上歸途的彌太郎，望著卑南大溪的景色，欣喜地想著日軍太陽旗在南方戰場不斷前進，整個人沉浸在大東亞戰爭不可思議的光明裡，他的心情感到柔軟的愉快，讓他忘了回家：「為了下一代日本的躍進，為了排除英美的榨取建設新的東亞，國民欣然獻出身命的大犧牲上所築成的日本的命運，嶄新而大，如海一樣遼闊的展現。」(P.295)這裡作者塑造出一個龐大的國族歷史光環，不僅籠罩了台灣島，更前進至南方東亞諸國。將戰爭下的一切合理化、光明化。然而，彌太郎一想到屢遭挫敗的鹿田村，心情也隨之黯淡：「日本向東亞發展，而村子的命運，卻像那水田一樣，一直無法從那沒把握不流失的暗淡中掙脫出來。彌太郎正視村人的現實生活，剛才歡愉的心情消失無蹤。」(P.296) 三十年來鹿田村的經驗與技術，是與日本帝國的命運共生共長，為了將來的國力建設奉獻力量。也因如此，最終仍避免不了遷村的決定，當初台灣以日本帝國最初殖民地身分出現時，鹿田村是殖民經濟生產的一環，來到東台灣宣揚國威、進行開墾；而當戰爭將南方之路開啟之際，這樣的移民事業，自然又被劃入帝國勢力發展之內。「彌太郎想到遙遠的南方，他的心裡始釋然。」(P.300)本來彌太郎對於嘉兵爺遷村的決定不甚認同，但一考慮到完成父祖未竟的心願，以及後代的幸福設想，以脫離「流離」的失敗命運，便毅然決然前進南方獻出生命。

      《南方移民村》這部小說始終籠罩於沉重的情節鋪陳之下，只有故事末尾才稍微顯露光明歡樂的氣氛。尤其是在戰事爆發之後，彌太郎對於村子的思考更是展露此等與國家命運同步的「翼贊」思考。而作者更是將「翼贊」塑造一種前所未有的光明與希望：

      這樣想著，他的腦海裡想像著明天搖旗子慶祝的行列，從一個一個蕃社，從本島人部落到鹿田的神社，還有從甘蔗田中經過的景象。而想像的翅膀更伸展，台北每一町的旗，東京旗子的浪潮，一波波飛揚……。山坡路綿延著。他那結實有力的雙手握緊自行車把手，一步一步踏著上坡。(P.303)

        彌太郎想像著遊行於甘蔗園裡的太陽旗海，將日本帝國南方前進的勝利，與現實生活中鹿田村的未來連結在一起。這般帝國光榮的想像更進一步將東台灣的農村與台北、東京等地區連成一線，展現帝國光環正籠罩著每個角落。這裡濱田隼雄為鹿田村尋到的「出口」，是另一個南方流離的「入口」，被帝國挪移的位置下沉淪於大時代潮流中。

五、結論

        在日本的帝國與殖民地發展之下，勞動者階級的移民成為政策下的犧牲品。相對日本在最初殖民地台灣各方面建設的成功，東台灣這群農業事業的失敗，讓東台灣內地農業移民，成為帝國殖民史上刻意被忽略的一群。而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正嘗試呈現出日本帝國內部與殖民地農村的問題，但小說結尾卻突兀地藉著大東亞戰爭的光明氣氛，超越了鹿田村面對沉重未來的種種問題，帶來一股新開始的希望。這種處理方式正像是帝國隨著領土的擴張，不斷延伸勢力範圍到各個殖民地，不論是殖民地上的土地、人民、資源，都成為日本帝國躍進的跳板。回頭論及這群帝國想像下《南方移民村》的內地農業移民而言，他們本國(日本)南進光芒又何嘗不是另一個站在帝國開拓者的新起點呢？這裡這群人彷彿又重新獲得書寫自我歷史位置的契機。

參考資料：

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1。(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