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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簡吉獄中日記引述的信件，得知簡吉以閱讀來打發獄中的苦悶時光。日記中不僅記錄了簡吉提出書籍申請的書目有《六法全書》[1]、《現代法學全集》、《世界語辭典》、《世界語自學書》[2]、《世界文化史大系》、《世界語中等讀本》……等，可見簡吉對於法律條文以及世界社會運動趨勢的注意。在獄中擁有堅強精神力量的簡吉，也同時閱讀一些宗教書籍，像是《活的宗教》、《基督教概論》、《基督教的由來》，以撫慰自我。另外有《獄中四年的自白》、《台灣讀本》、《共同生活》、《覺醒的朋友》的牢籠或是生活記錄的相關書籍，綜上所見可見得簡吉的閱讀是多方面的。

        簡吉在日記中不僅一次提出請求允許閱讀書籍，閱讀對於身陷牢籠的他而言，是掌握台灣社會的方式，同時也是他個人尋求思想知識進步的途徑。其中《世界文化史大系》所記載內容便是包含生物、人類、語言、文學、農耕、宗教、藝術等等起源及其發展，這是人類的歷史。簡吉所關注的眼光以從台灣拓展至世界性的視野。同時，對於下層階級的思想運動也隨時注意著，如松本丞治《日本之貴重財產》所提：「日本有六千萬以上的工人，他們有絕不亞於任何外國工人有的獨特長處，是相當優秀的創造工業經營者之力量。現在日本的紡織業已成為不亞於世界任何國家的事業。」[3]除了一般書籍的閱讀，簡吉對於當時出版雜誌亦有了解，如《人》[4]雜誌。觀察簡吉對於《人》的內容摘要看來，可知道《人》是一本介紹世界各國地方政治經濟發展的雜誌。

        經過獄中數月來多重的閱讀後，簡吉於日記末頁紀錄自我出獄感想，他的心志仍與當初入獄時一樣，並不認為自己有任何的罪惡。因為就當時的日治時代而言，違法被捕入獄的人們，他們的行為並不一定就是罪惡行為。至於對臺灣社會主義問題的感發，簡吉則認為就算不研究社會問題，但也需要理解「犯罪的社會性」。因為「任何大罪犯都是從互相影響的社會中出來，可以說是我們所造成的錯誤──如果認為自己是社會一員的話。」[5]簡吉這裡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做了最好的註腳。簡吉獄中的閱讀顯示當他投入農民運動之時，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的世界思潮已盪漾到臺灣。這獄中閱讀的紀錄不僅包含了簡吉本身對於臺灣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各層面的關注，也代表了他在非常環境中的所思所為。 

二、思想閱讀

        簡吉相當珍惜受教育的機會，努力讀書，從而培養出獨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成為日治時期農村裡少數的知識分子。也因為秉持著這股學習的精神，簡吉在獄中不斷閱讀，在寫給弟弟簡新發的信中，也鼓勵家人要用功唸書，因為簡吉認為必須隨時努力提高自我認識，同時閱讀也是簡吉在獄中最起碼的慰藉。[6]與家人離別，是實踐他的理想過程中，必然經過的道路。「官憲認為壓抑我們的運動，我們就會改變，他們是錯誤的。」可見肉體的禁錮並未使簡吉退縮，反而令他更堅強。亦多次透過與家人的書信，轉達他對獄外同志的關切：「處在惡劣的環境，要用冷靜、嚴格與認真的態度，去克服自己軟弱的心情。」

(一)世界語[7]的閱讀 

        世界語言的龐雜分歧已成為人與人之間的最大障礙。由於語言不通，以引起誤會及糾紛者往往存在，因此世界各國間中壢語言之需要是必然的。因此世界語的定位是國際輔助語言。世界語是創立一種簡單易學而靈活的普世語言，而非代替世界上已存在的語言。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可以之來了解其它的國家和文化。所以，世界語的性質是中立的，沒有民族性、地域性，只具有國際性，它的所有者只屬於全人類。作為一種拼音文字，世界語的特點是發音規範、音調優美、語法簡潔、單詞易記，並蘊含豐富的表現力。世界語創制之初，就試圖將世界語與促進整個人類平等互助、友好共處的理想和宗旨聯繫起來，消除不同語言的人們之間的陌生感覺。正如創始者柴門霍夫博士所闡明的：「促使我們為世界語而工作的，不是其實用性，而是國際語本身所包含的神聖、偉大而莊嚴的理想。這一理想--大家都能充分地感覺到 -就是所有民族之間的友好和公證。從世界語誕生的那個時刻起到現在，這理想都一直伴隨著它……。」[8]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普遍不景氣對日本帝國經濟產生相當影響，總督府亦加緊壓榨臺灣經濟，以期從臺灣鄉村詐取更多資源。此時，臺灣民族運動也從文化協會的文化抗爭模式，轉向於經濟問題上的抗爭。[9]其後的「二林事件」[10]讓簡吉重新思考台灣農村的命運。他覺得農民生活貧困，農村孩子無法受教育，問題並不在農村的勞動力不足，而是社會的不公平。身為知識份子的簡吉，便起身領導一九二○年代的臺灣民族運動，法制下進行改革運動，則必須先了解法律條文的規範，在入獄期間亦閱讀了《六法全書》、《現代法學全集》等等法學領域的相關書籍。一九二六年簡吉勸服各地農民組織，合併為「臺灣農民組合」。不久，簡吉與趙港一同前往日本，向日本議會陳情。於日本居留期間，認識日本勞農黨領導人物布施辰治及大山郁夫兩人，因此簡吉受到了日本共產黨的思想影響，試圖以農組進行規模且富階級性的運動。首創臺灣社會的國際經驗，使台灣農民運動增添左傾因子。

      〈簡吉與臺灣農民組合〉[11]一文中指出：「簡吉初期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但仍具有階級運動的立場，接受社會主義後，進行階級鬥爭，他還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其實，簡吉在初期之農民社會運動裡的主要目標是為爭取農民生活之改善， 而且皆以合法的演講、請願、談判等溫和手段來推廣其理念；抗爭的對象不僅是日本資本家，而且還包括臺灣籍的資本家。所以，初期的簡吉並不是抗日的民族鬥爭者，其溫和的抗爭方式亦難以稱之為具有階級鬥爭的色彩。這些只是在簡吉與日本共產黨與臺灣左翼團體接觸後，才開始有所轉變，實因受共黨之利用而轉向激烈。即使如此，簡吉在左翼陣營內，仍主張文鬥多於武鬥，尚不失讀書人知識份子的本色。這是其他臺灣農民組合裡領導人和台灣共產黨核心人物所欠缺的。 

        從簡吉閱讀的書目看來，可以發現他隨時為下一次抗爭做準備，而大量的閱讀使他的法律知識與邏輯能力不斷增進。簡吉是個深具魅力的社會運動者，他將所閱讀的書目內容深入淺出，靈活地推動應用於抗爭上。不僅是在獄中閱讀，簡吉隨時隨地身上都會帶著書，以傳播思想：「簡吉隨身攜帶一個裝的滿滿的公事包，裡面全是資料和書籍。他從皮包裡拿出各種資料，詳細告訴大家鳳山農民的抗爭經驗，教我們如何與製糖會社對抗。」就是這樣的思想醞釀，讓簡吉於農民運動當中成為優秀的領導者。
　　簡吉認為農民運動不能單以一種農業團體為組織，因此他開始組織了農民，並於一九二六年成立了臺灣農民組合。簡吉都是親自同農民一起作戰，對農民感同身受。他所憑靠的不是理論，而是實際參與活動，因此他的行動力比一般的知識份子都還要強。從《獄中日記》可看出，即使當簡吉被日本政府抓走時，仍然對臺灣社會表現出高度的關心、鬥志，以及真正臺灣人民的心情。

三、小結
    
        簡吉這位日治時代臺灣農民運動的精神領袖及實際領導者。由最早期「鳳山農民組合」的成立，一直到日本強力將「臺灣農民組合」解散為止，一直是臺灣農民運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在當時所有民間的抗爭團體中，簡吉以一個文人和公學校教師的身分背景，瞭解農民生活之困苦不平，更善於跟日本政府周旋。保護了農民的生存權利及平等待遇而挺身抗爭殖民政府。更以豐富的閱讀，充實自我對於臺灣社會運動的思想基礎，在理性化的訴求下要求社會制度改革，並以文章、言論、談判來宣揚達成群眾的意願。其人其事確實超越了當時日治時代一般的知識分子，呼應世界民主潮流，興起一股為廣大民眾爭取人權、民權的力量，成就臺灣社會運動嶄新的一頁。